与斯密相似，严复的伦理思想亦显示了鲜明的调和倾向。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严复 主张会通中西的文化方针：“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 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从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 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 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 事之难如此。”对于严复来说，传统是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 淘汰的文化遗产，它不仅是民族之特性的基础，而且是现代性生长的土壤。“统新故，苞中外’’的文 化整合方针，显示了严复进步与保守兼备的思想品格。他主张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的会通，并将儒家 恕道与絮矩之道归为自由自治的基础，主张护存“五伦”和孝道的传统伦理，并倡言国会议员恪守 君子之道，这些都清楚地体现了其中西新旧会通融合的伦理取向。 严复亦相信，道德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在《拟上清帝书》中，他主张区分道德与治法，保道 而变法。“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法。盖道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 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养、相保持之 事矣，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散，种亦浸灭。(同上，第72页) 严复认为，人类各大宗教文明具有某些共享的基本道德，这是人之为人的道德法则。在他看来： “然天下无论何教，既明天人相与之际矣，皆必以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贪他财为首事。而 吾党试自省此五者，果无犯否，而后更课以其精，如是乃为真保教。’’显然，严复 将基督教的摩西十诫视为人类共同的普世伦理。 在严复看来，道德不同于知识。关于小学教科书中的德育问题，他指出： “智育之进步日殊者 也。而德育之事，虽古今用术不同，而其著为科律，所以诏学者，身体而力行者，上下数千年，东西 数万里，风尚不齐，举其大径，则一而已。忠信廉贞，公恕正直，本之修己以为及人，秉彝之好，黄 白棕黑之民不大异也。不大异，故可著诸简编，以为经常之道耳。” 以古今中外 “经常之道”为小学德育的标准，体现了严复之道德普世性的一贯观点。 严复崇尚儒家修己成德的君子之道，他认为儒家的恕和絮矩之道与公民伦理是相通的。在他看 来，自由的基础是自治，而自治的基础即“恕”与“絮矩”。“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 能恕、能用絮矩之道者也。”恕道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曾子对孔子“吾道一以 贯之”的解释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在严复看来，儒学的核心价值与西 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融会贯通的，恕道是自由自治的基础。因而他倡言国会议员应该保持古代士 君子遗风。 严复取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市民社会路径的启蒙主义，不同于康有为君主立宪路径的立宪主义， 二者代表了晚清维新派的两条改革进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转向启蒙主义，辛亥共和的流产则 使五四新文化人再承严复启蒙主义之余绪。纵观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启蒙与新启蒙不绝 如缕，严复的幽灵一直在神州大地徘徊。